1959年9月下旬的一天，《人民日报》以头版头条的位置，刊登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的特赦令。已经从功德林转到秦城农场的国民党战犯们沸腾了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们，带着各种各样的摄影器械来了，他们要记录在这历史性的一幕下，这些前国民党高级将领们的“风采”。
喧哗一整天，摄影师们离开后，战犯们的情绪仍未平静下来。范汉杰成了众人的焦点。在拍摄时，范汉杰被被镜头聚焦，但他拿着刊载了特赦令的报纸，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。这会儿，同僚们都围着问他原因。范汉杰淡淡地说：“我估计特赦的人员中，不会有我。所以我应该让贤，让名单上有的人读。”
谁都不清楚，特赦名单上会有谁。范汉杰的话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。既然范汉杰有了镜头都在摇头，那谁又敢拍着胸膛保证自己能有份呢？于是，国民党战犯们开始相互推测，谁会出现在那份名单上。最后的结论却是，人人都有份，个个都没准。这也符合他们这些年在战犯管理所学到的辩证唯物主义。
有人激烈探讨，有人却沉默不语。徐远举凭借自己的职业敏感，通过镜头摇动的次数，判断了特赦的人数，而且还结合“主角”的条件，总结了特赦的条件。结论却让他感到失望。他发现，尽管自己一直紧盯着镜头，可镜头却从未对准他的双眼。
生性暴躁的徐远举终于忍不住了，他突然发出一声呐喊：“我流汗水、写材料，哪一件落人后头？到今天配角轮不上，连跑龙套的都不是……”徐远举一脸怒气，让在场的高级战犯们目瞪口呆。
徐远举的军统同事，明显沉着冷静的文强将他拉到一边，对他好言相劝：“共产党明明公布的是特赦，而不是大赦，更何况在当前的环境下，采取谨慎的措施是可以想见的。至于我们嘛，有一句俗语叫‘将军额上能跑马，宰相肚里能撑船’……”
文强以前做过共产党，又做过国民党军统中将，总是忍不住会用自己的“经验”去揣度一些事情。当他初入功德林，被关押进“甲”字胡同时，他马上就想到了，甲=甲级战犯=枪毙。
当然，后来的事实证明，文强关于“甲”字的揣测不过是无稽之谈。但这次，徐远举认同文强的分析。他红着眼睛对文强说：“你的分析是有道理的，我有些不服气是真的。好吧，我听你的，牢骚就暂时发到这里为止。”
有人要问，徐远举这个大特务臭名昭著，惨无人道，心狠手辣，杀人不眨眼，残杀了那么多的革命志士，双手沾满鲜血，没杀他，对他来说就该是大恩大德了，他还有什么理由不服气呢？其实，这恰恰说明了共产党战俘改造政策的成功。徐远举不服气、委屈，那是因为他真正的积极接受改造了。
像徐远举这样的人都积极改造，还不能说明改造政策的成功么？
徐远举绰号“徐猛子”，湖北大冶人，黄埔军校七期生。1932年加入军统前身复兴社，从此专干特务勾当。他太傲，开口闭口不离介公（郑介民）、戴老板（戴笠），其他人都不在他眼里，说话很冲。当时军统局很多人视其为“瘟神”避而远之。
有人回忆当时的徐远举：一双鹞眼，鹰钩鼻，皮笑肉不笑的面孔，一个狂徒与怪人。当时，徐远举才21岁。要说徐远举，他的确有些“本事”。1945年底，31岁的徐远举升任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少将主任，管理山西、陕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察哈尔、山东６省及北平、天津两市的军统特务机构。
徐远举的特务事业，可以说是相当的“辉煌”，后来的人用“十宗罪”为其归纳：捣毁《新华日报》，驱逐中共代表、“六一大逮捕”迫害民主运动、破坏《挺进报》和中共地下党组织、镇压川东武装起义、昆明“九九整肃”、屠杀杨虎城、“小萝卜头”、主持对政治犯的大屠杀……
这些罪恶，都成了徐远举平步青云的资本。1948年，徐远举获得云麾勋章，保密局为奖励他，专门设立了一个西南特区，委任他为区长，负责指挥保密局在重庆、四川、西康、云南、贵州的各个公开和秘密的特务机构。徐远举的权势达到他一生的最高峰，当时国民党情报界称他为“半壁江山，西南红人”。
1949年11月27日，徐远举在白公馆、渣滓洞杀害江姐等革命志士后，随着解放大军的势如破竹，徐远举开始了四处逃窜。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，国民党败退的速度，让徐远举的逃窜之路显得极为奔波。最终，他选择逃往昆明，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是其好友，同属“军统三剑客”。更关键的是，沈醉当时还掌管着民航机票的分发大权。
但让徐远举没有想到的是，此时的沈醉被毛人凤断了出逃之路，正在为自己考虑后路。经过他深思熟虑之后，认为唯一可行的路，就是跟随卢汉一起起义。作为一个军统头目，起义是需要资本的，而徐远举以及随后到来的周养浩，正可以称为沈醉的“投名状”。
沈醉将徐远举请到自己家中，好吃好喝地拖延着。1949年12月9日晚上，沈醉在去卢汉处开会时被扣留，随即在《起义通电》上签了名，并以军统云南站站长的身份密令云南境内所有特务交出武器，停止抵抗。卢汉连夜下达在昆明抓捕特务的命令，听到风声准备出逃的徐远举，被一举拿下。
1951年，徐远举作为战犯从云南押送到重庆，关在西南公安部战犯管理所，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意安排，拘押地正是他曾经关押和屠杀革命者的白公馆，他与其他一些高级战犯关在楼上。真是天网恢恢、天道好还、现世现报、天公地道！
徐远举在战犯管理所中概括他的前半生：“我为蒋介石做了18年的特务，竭尽忠智，为非作歹，罄竹难书。”不过，关于他的后半生，包括意外死亡的原因，却很少有人知道。
在白公馆，跟徐远举一起关押的，有宋希濂、王陵基、钟彬、孙渡这样的高级将领，也有跟他同为“军统三剑客”的沈醉、周养浩。这些大人物同处一室，矛盾不断。那几个长期搞特务工作的人，尤其敏感，虽然表面上都客客气气，但心里却提防着，说话做事都特别小心谨慎，怕有人向政府打小报告。在他们看来，那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死。
有一次，粗心的审讯人员把周养浩的一份供词让他签字时，中间夹着对他处理意见的草稿，处理意见写着建议判处死刑，还有沈醉的揭发词句，周养浩看后胆战心惊，以为必死无疑了。他怀疑是沈醉出卖了他，一定是沈醉地揭发置他于死地的，沈醉对他的所作所为，是一清二楚的，想到这儿，他怒火冲天，顿起杀心。
周养浩拿起手边的板凳，就要往沈醉脑袋上砸，宋希濂伸手一挡，才挽救一场悲剧。在周养浩跟沈醉的冲突中，徐远举选择了站在周养浩一边，他在一旁说道：“我是个洋油筒脾气，各人说各人的最好，不能像有的人那样，如果出卖别人，对不起，我饶不了他！”
对沈醉的态度，也是徐远举在白公馆对待审讯的态度。他认为自己杀人如麻，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，罪孽深重，如今落到共产党的监狱中，必死无疑！因此，在对待狱方的管理和审讯上，徐远举抱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，极度不配合。
一天，一位年轻的预审员提审徐远举，竟被他大骂，“我是少将处长，你是才参加工作的毛头，不说要你们西南区公安部部长，也该由你们处长来问我。”资料曾记录：刚入狱的徐远举表现非常不好，他心理上难以承受落差。
但事实上，徐远举也是怕死的。他揣测共产党一定会在“11?27”大屠杀一周年纪念时公审镇压他，惶恐不安，凑巧那天晚上，他要录口供，结果他认为是临刑交待，在签名、盖指纹时，双手止不住发抖。
过了数日，预审处长刘正明召隽全体在押犯开会。刘正明说：“你们都应该认真改造思想，把精力放到学习上来，不要整天疑神疑鬼。有的人背了很重的思想包袱，瞎猜会判死刑，自己吓自己。按目前有关政策，我们对战犯是宽大的，有些人虽然罪行极大，但只要悔过自新，顶多也只会判死缓，不至于掉脑袋。
听说不用掉脑袋，徐远举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他开始学习毛泽东的著作，对自己所为痛恨不已。
再有一件事是，被关进白公馆不久，徐远举患了肛门蜂窝组织炎。这个病由细菌感染引起，发病后可迅速蔓延到腹膜后组织、腹股沟、腹壁、会阴和股部，因病情急骤，发展迅速，容易引发败血症而危及生命。
管理所及时组织救治，经上级批准，以何炳洲的化名，将徐远举送到沙坪坝中渡口第二工人医院住院治疗一个多月，管理所派了一名干部前往照管，公安警卫部队也派了六名战土日夜站岗守护，以防万一知道真相的愤怒群众伤害徐远举。后经动手术治愈出院回所，徐对此感激涕零，一再表示共产党救了他的命，是他的再生父母，说今后一定要好好改造思想，报答共产党恩情，就算最后枪毙了也没有怨悔。
从此，徐远举就彻底换了一个人，遵守监规，配合审讯，认真学习，积极参加各项活动。
徐远举改造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“检举”。作为国民党势力在大陆最后的据点，大量特务都到了西南地区。而徐远举作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，对于这些大小特务们的所作所为太熟悉了。因此，每当有特务不认罪时，徐远举便提供检举材料。有特务不配合改造，徐远举出面，比管教干部都管用。
1956年1月，按公安部关于将重要战犯集中关押的通知要求，徐远举与王陵基、曾扩情、沈醉等人一道，被解送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处服刑，编号为12号。得知要走的消息，徐远举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。当时战犯们的心态是，北京是中央所在地，能去那里改造，说明政府重视，等于迈向新生的第一步。
同关在白公馆的宋希濂，刚进来时被陈赓请去吃饭，徐远举那时候就断定，宋希濂必定不会死。1954年，宋希濂就被送去了北京功德林。
徐远举在北京表现得更加积极。小组讨论会上，他总是抢着发言，甚为墙报写文章，四处揭发批评。
功德林的墙报，其实是在一张横挂起来的白色床单上，贴在床单上方正中的白纸上，有“新生园地”四个大红字。贴在床单两侧的红纸上，从左到右，有“改善从恶”、“前途光明”八个大金字。这个《新生园地》，便是功德林战犯学习委员会的机关刊物，其中有一个批评表扬专栏，编辑正是徐远举。
徐远举秉性强悍，笔调锋利，揭发批评，从不顾及人情世故。文强曾写一首诗劝导他，“人爱种瓜甜，汝爱种椒辣。南人多思舟，北人多思马。”徐远举对于文强的开导，并不心领神会，反倒更加机警。
有人因此当面称徐远举为“猎狗”，他仍然不为所动，鼓着一双大眼睛说：“笑骂由人笑骂，批评我自为之。”
这天下午，徐远举在专栏上发表了一篇批评邱行湘的文章。大意是，康泽体弱多病，血压很高，本应该受到组长的照顾，可是邱行湘身为一组之长，不仅不照顾康泽，反倒强夺康泽口中之食。这是公然对抗共产党宽大政策的法西斯暴行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邱行湘通过摧残他人的身体，使自己在骗取的信任里获得营养，充分暴露出其反革命打手的丑恶嘴脸。
邱行湘的行为，当然没有徐远举所说的那样严重。他跟康泽的矛盾由来已久，在那天中午，邱行湘照例挑着饭菜分给大家，康泽在面片汤里捞肉末，惹恼了邱行湘，他把康泽盛到碗里的面又倒进了桶里。这一幕，正好被徐远举撞见了。康泽是所有在功德林的特务中，资格最老的那一个，也是徐远举曾经的上峰。
邱行湘还没来得及将反击徐远举的稿件贴出去，功德林的姚处长就将他们二人分别批评了一顿。回到房间后，邱行湘便将稿纸扔了，他原本在里面直接骂徐远举为“猎狗”。范汉杰告诉他，徐远举曾经向解放军交代过特工、电台机密，为解放大西南做出过贡献。骂他“猎狗”不要紧，要是他反问谁是“猎狗”的主人，他邱行湘只有哑口无言。
徐远举的揭发，当然不会只是捕风捉影，针对邱行湘。功德林唯一的“上将”、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，曾参加制造1927年在重庆杀害中共领导人杨闇公及爱国群众的“3·31”血案，但他一直推卸责任，没有勇气作出交代。
熟知内幕的徐远举在专栏里贴出文章，质问王陵基为何不敢坦白承认自己是那次惨案的刽子手。王陵基气坏了，在背后大骂徐远举“龟儿子”，还到处传他作的打油诗，什么“上将不可当，宁愿挨一枪。特务万恶小鬼头，看你自己去遭殃”。
谁料第二天，徐远举又贴出一篇文章，“泼妇骂街者应该反省自责了，请问为何如此不讲理？难道撒野就可过不交代问题的关吗？我劝你老人家放老实些，面向自己认错，自觉进行思想改造。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，知罪者不究，请你有理说理，有事实说事实，再不要做鸵鸟了！为了我们的共同进步，希望你放下包袱，轻装前进……”
徐远举的揭发，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，大家纷纷写稿，批评王陵基的顽固态度。在真理面前，王陵基嚎啕大哭，彻底承认了他在“3·31”大屠杀中犯下的罪行。
1959年的首批特赦名单上没有名字，徐远举并不意外。1960年，沈醉获得了特赦，徐远举仍然不在其中。脾气暴躁的徐远举有些沉不住气了，闹了一阵子，管理人员做了很多工作才算解开心结。但他一直盼望着得到特赦的机会。
1961年，长篇革命小说《红岩》问世，徐远举成为其中的大反派原型。小说中另一位反派原型，已经获释的沈醉买来小说，送给狱中的徐远举。
1964年，徐远举写成了彻底认识、反省自己罪恶的交待材料《我的罪行实录》。他在文中说：
1965年，大特务康泽获得特赦，徐远举还在秦城监狱。到1966年，特赦名单已经出了六批，依然没有见到徐远举的名字。据当时在秦城监狱的监管干部回忆，第六批战犯本来打算将徐远举列到特赦名单中的，由于《红岩》出版发行后，在全国影响太大，“徐鹏飞”恶名远扬，组织上出于种种考虑，才把他的名字划掉。
没想到的是，由于特殊原因，战犯特赦工作被按下了暂停键。在特殊时期，徐远举受到批斗。但他有绝招应对，从小过目不忘的天赋应用到熟读毛主席语录上。 批斗会上，谁引用语录来批判他，他立即引用一条予以回赠，如有人把语录念错了，他随之纠正，而且经人核对，他一次也没有错过。
即便如此，徐远举仍然没有放弃“出去”的希望，他再三写报告，请求多派劳动任务，并注明“体力劳动”。他还四处拜师，学农艺、学缝纫、学作古典诗词……精力旺盛。徐远举曾写了100多首诗，其中一首叫《盼赦》，其中一句“盼赦如饥渴，忧忧不欲生！”但他一直不在特赦的名单上。
1973年１月19日，徐远举所在缝纫组交活，负责检验的人员认为产品没过关，要求返工。徐远举开始埋三怨四，他怀疑是有人捣鬼。别人安慰他，提出帮他返工，这让59岁的老人一下爆发，暴跳如雷，大喊：“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没出息丢了脸，是活该，你们用不着为我发慈悲，莫要猫儿哭耗子……”说罢，如痴似呆，一言不发，好像万念俱灰一般。
当天，徐远举一直怒气冲冲，烦躁异常。天很冷，从没洗冷水澡习惯的徐远举，竟打了一大桶凉水泡澡。结果，半夜徐远举在床上翻滚，浑身滚烫，呼吸急促，两眼突出，鼻孔出血，继而进入昏迷状态。所里初步诊断是高血压急性发作，用药降低血压，但无效。
21日，徐远举被送往北京复兴医院抢救，诊断是脑溢血，22日死亡。
徐远举这个历史的罪人，在春天到来之前，就这样走了，离开了这个充满希望的世界。
两年后，中央宣布特赦全部在押战犯，文强出狱了，他想起了徐远举，想到他盼望特赦而不得的遗憾，离开监狱时，文强来到徐远举居住过的地方默默告别，抚今追昔，百感交集，他吟出一付对联来凭吊亡友：毁誉已鲜明，难得临终好评论定，君可无恨；死生安足道，追思莫逆特赦埋名，我尚长悲。
周养浩也出狱了，他想去台湾却遭到了蒋家政权的阻挠，无奈之下去了美国。只有徐远举，没能等到出狱的那一天。他想要完成救赎，甚至已经得到了宽恕，最终却输给了自己的暴脾气。